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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教授

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新闻传播史研究，既是一个“后生”，又是一个“新生”。从一定意义上看，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是随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史学或新闻传播史学的新兴研究手段。具体而言，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就是以新闻图像为考察重点、以曾经的图像新闻为核心展开的历史主体研究。它用一种以图像新闻为主、文字勾连为辅的文本样式连缀历史时刻，直观形象地表征历史，通过对相关历史图像新闻的关联性呈现、复原或“原境重构”，达到描述历史及历史化理解图像新闻的目的。

以史绘图与以图存史

在电视、电影尚未发明之时，在电视、电影相对先进的影像留存技术还不普及的年代，图像及图像新闻出版物成为人类社会极其珍贵的视觉档案，真实地记录了社会风云、人间百态。大到国际外交，小到针头线脑，都真真切切地留存了下来。笔者从图像史学、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出发，通过考察中国1919—1949年间的数百种图像出版物，阅读1.4亿左右的文字资料、审看90多万幅图像，通过众多的第一手史料进行了整理，并对其中大部分图像进行了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数据统计分析，又对每幅图像进行了近百个变量的设定，详尽探究了它们的构成形态。在此基础上，按每年选取重点图像新闻出版物1—3种进行个案研究，选取了现代中国各个阶段颇具代表性的图像及图像新闻4200多幅，将图像新闻“内容分析”的量化作业与样本新闻图像的“构成性诠释”紧密结合，构建了一部史料翔实的中国现代图像新闻传播史。同时，以史绘图、以图存史，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现代（1919—1949年）社会的生活图景。

通过上述工作，一些迫切需要厘清的基本问题得以解决：现代中国到底出版了哪些纪实性图像及图像新闻传播文本；在这些纪实性图像及图像新闻传播的文本中，图像主题、图像主体与图像的形式和内容是怎样的；如何对纪实性图像和图像新闻进行技术性形态、构成性形态和社会性形态的分析；如何对图像新闻的生产技术场域、自身构成场域和社会传播场域进行意义阐释。对这段纪实性图像及图像新闻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当时报刊杂志刊登的图像新闻形式（新闻摄影图片、时画、时事漫画、讽刺画、寓意画、滑稽画等）的演进历程、视觉化的形式和视觉的社会对象的梳理和呈现，就如同对现代中国的社会形态进行“原境重构”，人们可以据此清晰地回望这段历史的样貌，看到一张张活灵活现的现代中国文化脸谱。

继承与创新

作为图像的“历史化”的学科形状，图像新闻传播史应该是可以被观察和描述的。独特的图像叙述结构和由此展开的整体形态是图像新闻传播史学区别于传统历史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以及其他学科史研究的学科特质。

传统史学研究与新闻传播史研究以文字文献为主，较少使用图像资料，而图像新闻传播史则以历史上的新闻图像为主，使用适量的文字文献。图像新闻史学研究选择的历史新闻图像可能缺少一些“艺术性”，但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却会发现它蕴含了文字文献较少涉及的某些重要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往往能够以直观简洁的形式呈现文字难以描述的历史情境。

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文本采用主轴图像新闻、辅轴图像新闻和文字文献共同构建的形式。主轴图像新闻犹如建筑的主要梁桁框架，辅轴图像新闻就像砌墙的砖石，文字如同粘接和加固两者的水泥。没有主轴图像新闻的图像新闻史不具形状，或形状模糊、名不符实；没有辅轴图像新闻的图像新闻史歧路丛生，不可言信，起码不可全信；没有文字的图像新闻史离析羸弱，不够稳固。这三大材料在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中是缺一不可的有机统一体，甚言之，它们只是表现形态不同的同一体。在图像新闻的选择上，主轴图像新闻和辅轴图像新闻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角度考量选用，确保使用的图像新闻能够形成一种图像新闻史的独特叙述结构，要求关联呈现的历史图像新闻能够反映出历史的整体形态。

中国现代（1919—1949年）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在严格遵循新闻传播史学研究规范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取得了一些突破：一是对1919—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图像及图像新闻刊物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科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现代图像及图像新闻出版物，建立了“第一登记簿”，并对每一种刊物都进行了考证，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展示了一幅现代中国的社会风俗画长卷，完善和丰富了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史的相关研究；二是比较客观和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该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五色”图像出版物（这“五色”分别为：以中国共产党及左翼组织为代表所办的“红色”出版物、以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为代表所办的“蓝色”出版物、以日本侵略军及文人为代表在华所办的“黑色”出版物、以“伪满洲国”及“汪伪政权”为代表所办的“黄色”出版物、以自由民主人士及经济财团为代表所办的“灰色”出版物）的原本样貌；三是创造性地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数据分析，设计了符合图像新闻研究实际情况的可选变量，探索全新的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成果具有直观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四是对图像文本进行了技术形态、构成形态、传播形态的分析，特别关注并分析了技术给图像新闻传播效果带来的影响、历史图像同时作为现场符码和再现符码的结构性符码建构、图像新闻与读者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五是从图像的物质生产场域、形式构成场域和社会传播场域建构了全新的图像新闻意义阐释的理论框架；六是通过对海量资料爬梳剔抉、勘误校正，编撰了简约清晰又极具史料价值的中国现代（1919—1949年）图文出版大事记。

希望与坚持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当今中国，新闻传播史学研究还属于“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遑论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了。但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们通过不断的坚持，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新硎初试，在研究效果和成果上蓄力开拓，力图通过对历史起到重要作用的图像新闻的印象认知，穿透性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文化领域，陆续取得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也逐渐得到了社会认可。

新闻求真，传播务实。图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同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一样需要持之以恒，但由于它不能停留在用文字“说”图的层次上，研究者还需要有一种“通览”和“纵观”的积极素质，不仅要在盈千累万的图像中查找，还要随时随地触类旁通的“偶得”，才能取得研究所需要的新闻图像，将历史文本的“原图”呈现出来。

用新闻图像勾画的时代脸谱直观而传神，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简单的“勾画”，如果没有多年来对图像新闻史料的持续搜集和整理，依靠国内任何一家图书馆或研究机构的资料库都是难以完成的；如果没有对图像新闻数十年的收藏与考究，也是难以化解资料搜集、处理上临渴掘井的茫然与困顿的。铁杵成针，非一日之功，这一直观、传神的时代脸谱的“勾画”是在寻常难以问津处踏出的新径。